院士，是国家设立的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为终身荣誉。我国现有院士仅千多人，约占全国13亿人口的百万分之一。我校校友陈星旦便是其中之一。

陈星旦自小失去父母，由祖母一手带大。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他的童年充满磨难和艰辛。但是家庭的贫困、环境的动荡并没有使他向命运屈服，身处逆境却始终不放弃求知，学习成绩一直保持优秀。初中毕业后，正值抗日战争时期，国难当头，家里没钱供他去外地继续读高中，正在为难之时，恰逢教育部在不远的永丰镇办了一所名叫“中央技术科”的学校，相当于中专，不收学费和食宿费，陈星旦以优异成绩考取了该校电机科。1944年毕业前夕，由于日本鬼子进攻湘南，17岁的陈星旦被迫告别了学校和家园，开始了长达2年的逃难生涯。

抗战胜利后，陈星旦回到家乡，并于1946年考入了国立师范学院理化系，攻读物理专业。回忆起那段刻骨铭心的时光，陈院士满怀深情：“当时的国师是名师云集，汇聚了一大批有名望的教授和有能力的先生，有廖世承、钱基博、钱钟书等等。他们深厚的学问、务实的精神、服务社会的远大志向，在很大程度上对我们的成长以及后来的人生之路产生了深远影响。”令他印象最为深刻的，莫过于国立师范学院的院长廖世承先生了。廖先生在艰苦条件下对学生的学习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他认为一个师范生必须具有扎实的基本功和广泛的知识面，这样对能适应中学教育的需要，因此他要求学生必须加强基础理论、基础知识、基本技能的训练。在他的严格要求和极力倡导下，国立师范学院形成了朝气蓬勃的学习风气。在这样的氛围中，陈星旦如饥似渴刻苦勤学，同时也在为人为事上受到了廖院长“万世师表”的强烈感染。宽容坦诚、不计名利、无私奉献，成为他践行一生的信条。

由于深受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令陈星旦深感遗憾的是没有机会读更多的书。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即便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仍然反反复复地认真钻研教材，吃透基本知识，从此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至今仍然怀念并且感激那段艰苦的时光，从读书中获得了简单朴素的快乐。他常常说，要不是当时在学习上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也不可能有后来的成就。

1950年初，东北招聘团来湖南招人，陈星旦被招聘去了东北科学研究所物理研究室工作，后又调到著名的光学权威王大珩先生所筹创的仪器馆(今长春光机所)，一直从事光学研究，为我国光学事业的发展立下了赫赫功劳。特别是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测试中，他独创的光冲量测试设备发挥了重要作用，被遴选为以后历次大气层核爆炸试验必上的测量仪器。由于当时这项研究被定为“绝密”，因此他没有写论文公开发表，也没有申请发明专利和科技进步奖。但他对此毫不在意，依然一心一意地工作着，把自己交给国家。直到1999年国家召开两弹一星”的表彰大会，他的贡献才为世人知晓，因为他的突出贡献，陈星旦也在这年10月被评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盛誉之下，陈星旦并没有因此止步，始终坚持兢兢业业地搞研究、做试验。对他而言，“院士”之名意味着要承担更重要的责任，付出更多的努力，把科研进行到底。通过半个世纪的科学实践，他已锻炼成为辐射计量、光谱学、光谱技术和短波段光学研究的专家，在光学应用技术的许多领域，有高深的造诣，曾组织领导了多项重大的科研项目，是我国光学界有影响、有威望的著名科学家之一。    

当院士，当科学家，对很多人来说都是梦寐以求的。而陈星旦却坦言，这只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当初考国立师范学院，一方面是因为家里穷，没钱供他继续读书，正好读师范不要钱；另一方面就是因为他从小的志向是当一名能够启人心智的中学老师。在农村长大的他深知农村一直有尊师重教的传统，最能体会教师这一职业的崇高，所以他义无反顾地走上师范之路。后来从事短波光学研究，也是因为“文革”后的祖国急待重新建设，他怀着报效祖国之心去继续深造。种种无心之举却在机缘巧合下成就了一位杰出的院士。尽管已经取得了许多重大成就，面对外界的各种赞誉，陈星旦一如既往地保持淡泊平静，很少接受媒体采访，只是静心做学问。

常常有许多年轻人登门求教，希望从他那里获得成功的捷径；也有学生抱怨自己少了一颗聪明绝顶的脑袋。他说：“搞科学研究，并不一定是高智商的人才能做的。我不觉得自己天资过人，顶多有点小聪明。想要取得成就，天份当然是要有一点，对科学要有慧根，才能准确把握科学的理论和概念，但实力和机遇比天份更加重要。前辈们早就说过，机遇只偏爱有准备的头脑，所以没有长期脚踏实地的苦学，不具备相应的能力，是抓不住机遇有所成就的。”同时，他看到现在很多学生要么迫于现实压力，想法多多，对学习心不在焉；要么为了尽快出成果，一心钻研新的高深理论，他告诫道：“做学问就要怀有平常心，不能掺有杂念，沉下心来才能把书看进去，学到真东西。学习重在基础，扎扎实实地打好底子，循序渐进才是正确的学习方法，一味求深求新，是拔苗助长的做法，就像盖房子一样，没有夯实基础迟早会垮掉。”科研几十年，他一直坚信，能有后来的成绩都得益于国师学习期间打下的良好基础：一本《普通物理学》翻来覆去地看，反反复复地做，把基本概念和理论弄透彻；此外，无论文科理科的书籍他都广泛阅读，因为文理兼通对科学研究大有好处，既扩充了知识面，开阔了视野，活跃了思维。解决科学难题，不在于理论方法的高深，而是在于巧妙，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

从艰苦童年一路走到科学前沿，陈星旦总结自己的研究心得就是四个字:“求稳求新”。“求稳”，是科研必需的一种态度，在研究中保持不急不躁的心态，心平气和才能更好地思考；它更是一种科学精神，进行科学研究需要调查、分析、总结、综合四个步骤的严谨配合，凭主观想象提出的观点都是站不住脚的，一定要小心谨慎地求证。“求新”，就是走别人没走过的路，走别人不敢走的路！他好新好奇，喜欢不断挑战：一方面，他不想跟别人一样，当自己研究的领域有越来越多的人在做时，就转向别的领域尤其是前人没有做过、别人也没想到的东西，另辟蹊径；另一方面，他还喜欢专门攻克难题，越是别人解决不了的他就越有兴趣，下功夫狠去钻研。

陈星旦虽然已经年过八旬，但他一直活跃在教育界和学术研究领域。因为科学无止境，在坚持不懈的追求中，科学将超越时代，走向水恒。

（文/龚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