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研究系列”
近日，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我校外国语学院教授、语言与文化研究院研究员阮炜所著的“文明研究系列”丛书第六本——《危机中的文明：现代英国小说评论》一书正式发行。
《危机中的文明：现代英国小说评论》一书基于对14篇现代英国小说的文本细读，以“文明研究”为框架，将现代英国文学置于西方文明兴衰的宏大叙事中，探讨小说家如何通过艺术创作回应人类社会的深层危机。作者指出，尽管文学研究常被视为文本细读，但其本质是对文化、哲学、宗教及政治等维度的综合反思，因而构成广义的“文明研究”。
全书以冷战结束与苏联解体为历史背景，审视这一剧变对“文明危机”论述的冲击。通过分析阿诺德·贝内特、詹姆斯·乔伊斯与弗吉妮亚·伍尔夫等作家，以不同叙事策略，共同绘制出一幅危机四伏的现代文明图景。本书强调，这些小说家并非体系构建者或革命导师，而是文明的诊断者。他们以文学为镜，映照出工业化、战争与价值崩塌对人类的摧残，虽未提供终极解决方案，却以深刻的批判与悲悯，为理解文明困境开辟了独特路径。在21世纪全球动荡加剧的当下，这部写于冷战终结之际的评论，仍以其敏锐的洞察力，为读者叩问人类文明的未来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参照。
该书所属的“文明研究系列”丛书系我校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打造的“语言与文化研究文库”重点资助项目。除本书外，《文明理论》《文明的意志》《文明的形式》《四海一家》《文明的命运》等丛书内著作已陆续推出。该套丛书力求通过更大视野、更大格局的文明研究，以“社科之智”回答“时代之问”。
书 摘
信仰的温度
如果说，涉水少女引发的灵魂洗礼构成了斯蒂芬精神追求的顶点，那么《肖像》故事余下的部分却多少又传达出他心中的一种困惑感和无力感。毕竟，斯蒂芬只是乔伊斯笔下的一个“受造之物”。乔伊斯似乎不想让艺术成为一种新宗教，或伪宗教、准宗教，故对斯蒂芬进行了讥讽，或者说，通过斯蒂芬进行了一种自我嘲讽。在亢奋的狂喜后，斯蒂芬饱满的激情又机械般地、无可奈何地疲软了下来，正如马克·肖勒尔在《在技巧中发现》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
它(《肖像》的文体)在情感的阵阵高潮(指涉水少女场景)中达到了浪漫的丰饶之巅……随后，在(斯蒂芬)为自己勾勒出将占据他成年生活的艺术任务的轮廓的同时，最后几部分的文体逐渐沦入一种刻板冷峻的智力活动。
事实上，《肖像》的故事是在冗长呆板的美学讨论中结束的，而斯蒂芬的美学理论又是用一鳞半爪、支离破碎的神学论点和术语拼凑而成的。与其说这种安排意味着斯蒂芬是个美学上的半瓶醋，倒不如说它预示了他神圣理想的最终破灭。如果说，他未来的命运不是完全为肉欲所奴役的话，他也并未像涉水少女场景所表明的那样，成为一个精神追求至高无上并获得最终满足的人。这意味着，乔伊斯-斯蒂芬抛弃了天主教的上帝后，并没能找到新的终极关怀。艺术至多只是一个似是而非、若隐若现的新上帝。在丑陋的现实中，这个新上帝究竟能否抚慰伤痛、缓解苦难，乔伊斯并无把握。他觉得有把握的是，新上帝有一最大的好处，那就是：他不再是一个压迫者。这或许就是乔伊斯-斯蒂芬嘲讽自己的救世狂热的根本原因，但从这种嘲讽中，已不难看见后来许多现代主义作家或多或少、或隐或显地表现出来的某种虚无主义的影子。
在《肖像》中新旧信仰的冲突中，也可以看到贯穿在乔伊斯整个艺术生涯中的种种根本性的二元对立：现实与理想，物质与精神，有限与无限，等等。斯蒂芬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人在摒弃了与愚昧、压抑甚或残酷相联系的传统信仰后，发现自己转而守持的理性、自由和人文主义的新价值观以及自己置身其中的物质丰饶、机械充斥的新世界并非完美，而是有欠缺的。西方人刚逃出虎穴，又掉入狼窝；刚逃离了中世纪，却进入一个同样令人不满意，甚至令人沮丧的现代文明。斯蒂芬否弃了天主教，在艺术中抛下了新信仰之锚；他也确如乔伊斯本人那样，来到远离天主教都柏林的世俗化了的欧洲大陆。可是当斯蒂芬在《尤利西斯》中重返故乡都柏林时，他发现这座城市已是一个遭受现代工商文明价值观支配和统治的城市。虽然天主教的狭隘和愚昧依然如故，但已不再像《肖像》中那样无处不在、具有令人窒息的压迫性了。
在《尤利西斯》中，乔伊斯关注的焦点显然已从天主教的中世纪转移到了资本主义的近现代。这部小说中的斯蒂芬·代达勒斯早已丧失了《肖像》中同名人物对艺术的那种炽热的虔诚，那种汹涌澎湃的激情。他仍在追求艺术，可是这种追求现已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滑稽努力。在《尤利西斯》那压倒一切的感官描写中，斯蒂芬只是一束摇曳不定的灵性之光。他的作用可以看作一种与庸碌现实的对照，可对照的结果，却凸显了失意艺术家在现代文明铺天盖地的平庸中的可怜与可笑。这里，艺术最多只能视为斯蒂芬维系自身价值(而且很可能是一种虚妄的价值)、自身同一性的一个手段。它已失去了《肖像》中那种替代宗教、超越宗教的能力，那种存在论意义上的至高无上的价值。
显然，过分看重《肖像》的艺术—拯救主题并非合适。《肖像》的前身《斯蒂芬英雄》的初稿于1904年1月便完成了，这时乔伊斯还不到二十二岁。1916年《肖像》发表时，乔伊斯已三十四岁。在这期间，他变得成熟多了。在这期间，激烈动荡的欧洲思想界对十九世纪过分乐观的理性主义、进步主义思潮进行了批判性反思。绘画和音乐领域里的印象主义在英语国家已不再受嘲笑，甚至已赢得了近乎正统的地位。文学领域里的表现主义、意象主义和象征主义正方兴未艾。在时代精神的浸润下，思想敏锐的乔伊斯不可能不进行创新。如果说少年时代的他所顶礼膜拜的易卜生业已陈旧，那么崇拜易卜生的那个旧我也完全可能成为其现在自我的嘲笑对象。正是在此意义上，对《肖像》的自传性解读必须慎重。假如看一看《斯蒂芬英雄》和《肖像》对相同传记材料进行的迥然不同的处理，这一点就更清楚了。后者的创作手法是印象主义的，象征主义的。其文体是一种与感伤主义(如在狄更斯小说中所常常看到的那样)绝缘的质朴的抒情文体。它一反十九世纪小说的笃实风格，预示了《尤利西斯》那种恣肆的实验性。显然，乔伊斯创作《肖像》时是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来描写他青少年时期的投影斯蒂芬的。乔伊斯要读者相信，斯蒂芬对艺术的狂热信仰很大程度可归因于其青春期的骚动不安与易变性。涉水少女场景之后文体的逐渐疲软乃至机械般的枯燥乏味，也反衬出“青年艺术家”从青春期到成年期的转变。尽管乔伊斯用诚笃的语言描绘了以艺术为拯救的斯蒂芬，尽管这个意义上的斯蒂芬并非不具普遍性，但也应当看到，他不仅是一个陶醉在炽热幻想中难以自拔的年轻人，而且更重要地，是一个成长中人。那种以艺术取代宗教，以艺术家取代上帝的冲动无疑包含一种自我扩张的倾向。在《尤利西斯》中，斯蒂芬从幻想的云霄跌落于现实的大地，要么被巴克·莫利甘这样的医学学生驳(或吓)得哑口无言，要么任自己的白日梦被缺乏激情的都柏林现实所打断。《肖像》中那个以救世主自居的狂热的斯蒂芬已茫然无存。
阮炜，金宝搏官方188“潇湘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文明文化、西方古典学、英语文学、形态语言学等。曾任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清华大学、香港城市大学客座教授。曾任杭州师范大学钱塘学者讲座教授、中山大学南方学院讲座教授。兼任上海三联书店《西方古典学译丛》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西方古典学译丛》主编、Globality Studies Journal Editorial Board Member。
编辑：宋世玉
审核：杨 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