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研究系列”
近日，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我校外国语学院教授、语言与文化研究院研究员阮炜所著的“文明研究系列”丛书第五本——《文明的命运：当东方遇到西方》一书正式发行。
《文明的命运：当东方遇到西方》一书，以深邃的历史眼光与跨学科视野，开启了一场关于文明本质和未来命运的思辨之旅。近二十年来，随着中国的崛起，“文明”成为一个高频词。而讲到文明，又很难避开“文明的冲突”这个话题。作者尝试跳出“文明冲突论”的窠臼，将中西文明置于长时段的历史坐标系中进行对比，从两河流域的文明曙光到希腊罗马兴衰，从中华文明的基因密码到新文化运动后的现代转型，书中以“文明力”“文化—技术能力”等原创概念，揭示了文明兴衰的深层逻辑。“文明”究竟为何？是跨世代的思维和信仰，是薪火相传的人类集群；文明有其意志要表达，有其使命要完成。“文明”有无优劣？风物长宜放眼量，每个文明自有其命运。不能以一时成败论英雄，而更应看其规模性和潜在力量。《文明的命运》一书，借由中与西古与今的对比与观照，展示出今日之中国全新的世界角色与担当，塑造了崭新的历史形象。
该书所属的“文明研究系列”丛书系我校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打造的“语言与文化研究文库”重点资助项目。除本书外，《文明理论》《文明的意志》《文明的形式》《四海一家》等丛书内著作也已陆续推出。该套丛书丛书力求通过更大视野、更大格局的文明研究，理解中国角色，探寻世界未来。
书 摘
2009年1月，中国海军编队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该事件在国内媒体和舆论界并没有引起太多注意，但屈指算来，却是郑和舰队“下西洋”六百多年以来，中国军队第一次出现在西亚东非海域。2015年5月，中国俄罗斯海军在地中海海域举行了代号为“海上联合-2015（1）”的联合军事演习。这是中国军队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在欧洲水域。越来越多的人将认识到，这些都是标志性的文明史事件，而事件的背后，是中国总体力量的巨大提升。
这就是为什么国际媒体最近开始谈所谓“中国秩序”，中国成为“头号国家”。诺贝尔奖得主斯蒂格利茨甚至夸张地宣称，2015年世界进入“中国世纪”。2020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中国迅速控制住了局面，仅用三个月时间便扭转了经济下滑的局面，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了正增长。相比之下，西方国家却普遍失控，经济普遍严重下滑。这必然使全球经济重心进一步向中国倾斜。故有论者说，“中国时代’已经到来。凡此种种并不令人意外。经济力量固然不可等同于军事、政治、科技和文化力量，但最终将转化为其他形式的力量，却确然无疑。中国人当然不能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人均GDP与欧美日仍相距甚远，国家、社会和环境治理仍有大量问题亟需解决，国民科学和人文素质仍亟待提高——但中国已成为一个全球性大国，国际地位今非昔比，却是一个千真万确的事实。
全球权力关系既然已发生了如此巨变，而且不难想见，这种变化越到后来便越明显，一个大课题摆到了中国人面前：摆脱一百多年来弱者、受害者的自我定位，逐渐学会扮演一个全球性大国的角色。甚至可以说，扮演这样的角色，是中华文明不得不接受的一种命运或历史角色。现实和潜在的巨大力量摆在那里，是不可否认、不可逃避的，只能接受!但要学会扮演这种全球性大国角色，首先必须弄清楚，中国究竟在何种意义上已然是一个大国，以及今后在若干年内，中国在哪些方面还应该有更大的作为。除了“五常”身份、超大人口规模、巨大经济总量和可观的文化—科技能力等显而易见的事实外，还得看清中国在其他方面已然取得和将要取得的成就，以及正在发挥和将要发挥的作用。
据世界银行数据，按购买力平价计算，2014年中国GDP就已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据《中国经济周刊》近年来我国对外投资一直高速度增长，及至2012年底，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存量已达到5319.4亿美元，2014年对外直接投资或超过了利用外资规模，及至2020年代初，更将达到1万亿美元。另据《金融时报》预测，至2030年，中国债券市场将由目前3万多亿美元的规模增长至32万亿美元，整个亚洲金融体系规模可能比美欧加起来还大；2040年以后，中国经济规模可能两倍于美国；及至2050年，以中国为首的亚洲金融体系规模可能是西方国家的4倍还多，中国在全球GDP的占比将达三分之一。
据《光明日报》，近年来我国科技体制改革有很大的推进,大型科技仪器设备将向社会开放，高精尖科技将成为全社会共享资源;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加大，使我国专利申请数跃居世界首位;增大了科技研发投入，研发经费投入超过1万亿元位列世界前三，经费投入强度更突破2%，超过欧盟。不仅高铁技术雄冠全球，探月工程、北斗工程、大飞机工程等也顺利实施，更有天河二号计算机连续四年居世界超级计算机之首。相比之下，近年来美国科技创新萎靡不振，重要的科技公司不得不把主要研究机构设在中国，而实验室科技人员又大多为中国人，这只可能进一步加强中国的科技研发能力。
国力的巨大增长必然带来地缘政治力量的变化，多年来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也不可能继续稳如磐石，一点也不松动。实际上，早在1996年，便成立了上海合作组织，宗旨是维护和加强地区安全与稳定，推动建立民主、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打击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这是近代以来第一个由中国主导的具有政治军事属性的国际组织。有论者说，近年来，上合组织已不只是一个中亚俱乐部，而正在获得全球影响力。
同样重要的是，2002年中国和东盟签署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框架协议，该自由贸易区于2010年正式成立，在2020年底之前，是世界最大的自由贸易区，拥有19亿人口、GDP接近6万亿美元，不仅有直接经济意义，对于中国与东南亚关系更有长远政治意义。但还将有更大的事要发生，此即RCEP的签署。
如果说上合组织的重心在中亚，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重心在东南亚，那么金砖国家组织、亚信会议（包括亚洲大陆所有国家，甚至土耳其和埃及）、中日韩三边委员会等机制则表明，中国力量所及，已远不止周边区域，而已经扩展到全球。这些机制有一个共同点，即中国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早在2006年，中国便获得了南亚区域合作联盟观察员身份，现正对南亚国家产生强大的经济影响。
与上述机制相呼应的，是中国金融力量的全球展现——上合组织开发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以及一带一路基金会的创建都说明了这一点。众所周知，成立亚投行是中国的倡议，目的是为亚洲巨大的基础设施需求提供资金，截至2020年7月，亚投行已有102个成员除中国以外，还有东盟所有成员国、印度、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卡塔尔等中亚、南亚、西亚国家和新西兰。
此外，早在2014年APEC峰会上，中国作为东道国，便把会议主题设置为“共建面向未来的亚太伙伴关系”，对美国主导把中国排除在外的“亚太自贸区”进行了有力的反制，着着实实开始展现全球领导力。
更重要的是，2020年11月15日，经过多年谈判，中国与东盟十国、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等国签署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即RCEP。这将成为全球最大自由贸易区，总人口约22亿，GDP总量将超过20万亿美元，占全球GDP的约30%，占全球贸易总额的约 25%。由于中国占RCEP份额超过50%，世界经济重心因之将进一步向中国倾斜。2020年12月30日，中国、德国、法国和欧盟领导人同时宣布，如期完成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尽管后来此协定的落实因故暂停），再加上加入 RCEP的国家中有美国的重要盟友日本、澳大利亚，可以说，近年来少数西方人竭力推动对华新冷战的企图破产了。
很大程度上正是这种骄人的成就，一些西方媒体和智库好几年以前便认为，中国的崛起“挑战”了西方当前国际秩序。然而事实是，中国是现有国际秩序的维护者，而非挑战者。考虑到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从现有国际经济秩序中得益颇多，中国的经济腾飞很大程度上靠的是这种秩序，就更是如此。但另一方面，如果西方主导的现有秩序在很多方面不公平不合理，为什么不能有所改变?为什么不能在现有秩序的框架内，按照各国普遍接受的游戏规则，渐进、和平地对之进行一些补充、修正和改造，以形成一种新的秩序，一种更公平、更合理、更仁慈、更少霸权气的秩序?这当然不是什么“中国秩序”，而是世界秩序。
怎么强调也不过分的是，新秩序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一个跟美国为首、依然强势的西方长期博弈的过程。因此，中国应尽一切可能维持一种长期和平竞争的格局，尽一切可能避免恶性竞争和冲突，让世界各国尤其是周边国家从中国崛起中获益，而非受损。毕竟，在可见的将来，建立在强大经济、军事、科技和文化力量尤其是美欧日等军事联盟基础上的西方秩序不可能根本动摇，更何况中国的崛起很大程度上就靠的是这种秩序。
这就意味着，尽管现有国际秩序明显不公——除了美国在诸多关键国际机构如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WTO等中拥有极大的权力，欧盟在几乎所有国际机构中的代表权都过大;在2009年4月召开的G20伦敦峰会上，欧盟除了有正式成员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之外，还有欧洲委员会、捷克（欧盟主席国）、西班牙和荷兰出席，论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金融稳定论坛的主席职位均由欧洲人士担任;而中东和平四方集团之所以如此低效，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实际上是由六方组成的，除联合国、美国和俄罗斯之外，欧盟竟有三个代表：欧盟理事会秘书长索拉纳、对外关系委员和轮值主席!!——针对上述局面,中国若能循序渐进地修正它，改造它，更深入地参与区域合作及其他国际合作机制，采用一种更低调、仁慈的对外政策，与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一道推进建设，互联互通，共荣共赢，中国从中得到的好处将远大于对峙、冲突和对抗。
新秩序的形成固然是一种国际政治，但最大的国际政治却是在国内，而非国外。这一点怎么强调也不过分。很清楚，蕴藏在民族中的巨大文明力!只有在制约中国进一步崛起的各类社会矛盾、环境治理问题等问题得到解决后，才可能充分释放出来。只有在此之后，只有在巨大的经济、科技与文化潜能转化为现实国际政治力量之后，两三百年来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才有可能根本改变，国际舞台上的中国才可能真正不再被动,民族复兴的任务才可谓真正完成，中国与其他所有国家共存共荣的局面才可能真正到来。
但一个吊诡的现象是，一方面当今中国正迅速崛起成为一个全球强国，另一方面不少国人继续沉溺在一百多年前被动挨打的受害者心态，这种心态不仅很大程度表现为对周边国家不能做到宽宏大量，也表现在为数不少的知识分子仍一如既往唯洋是崇，有意无意地贬低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文明和传统文化。事实上，不少高校领导，不少学界、文艺界和媒体界人士的眼光依然滞留在过去，通过种种错误甚至荒谬的政策、观点、影视作品等潜移默化地影响国人，使其认识不能与时俱进，甚至仍然停留在二三十年以前。如此这般，如何培养大国心态?如何学习扮演一种全球大国强国的角色?
中国受过欺负，贫穷落后过，甚至现在仍然落后于西方。但是，与数千年卓越的表现相比，1840年至1901年这六十来年的屈辱和低落是短暂的。更重要的是，中国有巨大的文明规模、强大的文化—技术能力，更有着基于这种规模和能力的和平主义民族性格。这一点只要与西方扩张中的打家劫舍、攻城略地、烧杀抢掠的野蛮行径作一个简单比较，便一目了然。当今世界所最需要、最宝贵的，莫过于这种和平主义的文明品质。
的确，急剧发展带来了各方面的严重问题，必须通过结构性的改革来加以解决，但无论如何，知识分子应当看清楚一个结构性的文明史事实：中国是一个天生大国，对于人类文明的健康发展和繁荣昌盛，负有命定的责任，不仅两千年来一直如此，不仅当前如此，在可见的未来仍将如此。这是一种不可逃避的命运。这是一个不可推卸的历史角色，一种给世界提供其所应该提供的、与其力量相匹配的公共产品的国际责任。这点，越往后越清楚。
因此，当今中国应当有一种新的思维，应当在和平发展和壮大中，表现出与自己力量相匹配的责任心，尤其要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未来全球领导者——一个温良、谦和、仁慈的领导者，一个公平、公正、平等地对待地球上所有民族的领导者，一个并非动辄就搞“非友即敌”（如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所说“Either with us or against us”）、称王称霸的领导者的使命尤其不能继续扮演那种很大程度上是自我强加的角色：一个依然沉溺在往昔屈辱之中不能自拔的受害者角色，一个因自己被欺负过所以认为欺侮一下弱小国家乃天经地义的小霸王角色（这从网上大量不健康言论可以看出），一个被民族主义心态束缚，全然忘记了一个伟大文明所应有气度的受气包角色。
不言而喻，一个民族有何种自我形象，就会有相应的心态和行为;一个民族有何种自我定位和自我期许，就会有这种定位和期许所决定的自我实现，其他民族也会根据该民族的自我形象、自我定位和自我期许来认识它，看待它，与它打交道。因为，自我形象很大程度上就是自我本身。如果一个民族习惯千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强者，它就很有可能成为一个事实上的强者。如果一个民族习惯于把自己想象成一个领导者，即便目前它还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领导者，也会努力去做领导者，将来就极有可能成为一个领导者，甚至成为一个让世界心悦诚服的真正的领导者。
反之，如果一个民族在其思维中老是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受害者、弱者，它就很可能永远是这样一个受害者、弱者。如果它总是把自己想象为一个受气包，就会有意识无意识地去适应和扮演这样的自我形象，就会有意识无意识地把这一自我形象套在自己身上不愿摈弃。如此这般，这个民族哪还有做一个引领者的样子?未来情势果真要求它肩负起与自己力量相匹配的国际责任时，以这样的心态，能从容地进人角色？问题是，在未来世界民族之林，中国注定是一个引领者，甚至可能是全球最重要的一个引领者。
今日中国仍走在复兴的道路上，任重道远，应一如近代以来那样，继续引进一切行之有效的理念和制度，持之以恒地改革、创新、精进。唯其如此，中华文明的和平主义品性才可能真正彰显出来。唯其如此，中华民族才可能真正让全世界心悦诚服。今日中国既然有一个新的历史角色要担当，就得有一种与该角色相适应的新思维，就得有一个新的自我形象。这应是一个自信的形象，一个在心平气静中承担与自己力量相配的责任的形象，一个在不卑不亢中担当其历史使命的形象。
阮 炜
金宝搏官方188“潇湘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文明文化、西方古典学、英语文学、形态语言学等。曾任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清华大学、香港城市大学客座教授。曾任杭州师范大学钱塘学者讲座教授、中山大学南方学院讲座教授。兼任上海三联书店《西方古典学译丛》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西方古典学译丛》主编、Globality Studies Journal Editorial Board Member。
编辑：宋世玉
审核：杨 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