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墨学研究前后分为两个阶段，虽然其在前后阶段均对墨家“十论”及其与儒学的异同进行比较，但受时代环境变迁的影响，其儒墨比较思想呈现出了多变的特征。在前期，梁启超出于宣传爱国主义的现实需要，对墨家“忍苦痛”“轻生死”的牺牲精神极为赞赏，并突出墨家天志、明鬼、非命等学说为个人行为提供的保障作用，激发民众寻求救亡图存之道的爱国热情。在后期，一方面受国内五四运动的影响，另一方面亲历一战失败后满目疮痍的欧洲，梁启超以更加冷静的心态研究墨学，在学理层面对墨家兼爱、宗教、实利以及政术方面的主张进行深刻的反思和批判。综观梁启超研究墨学的全过程，其虽然在某一时期对墨学表现出强烈的偏好，但基本出于回应和改变现实社会的需要，其与传统儒学的关联并未切断，而在墨学研究的后期，其儒家立场表现得尤为鲜明。